道原要刻印七史，固善。方《新学经解》纷然，日夜摹刻不暇，何力及此！近见京师经义题：「国异政，家殊俗」。国何以言异？家何以言殊？又有「其善丧厥善」，「其」、「厥」不同，何也？又说《易·观》卦本是老鹳，《诗·大小雅》本是老鸦。似此类甚众，大可痛骇。

谪居穷陋，首见故人，释然无复有流落之叹。衰病奇拙，所向累人，自非卓然独见不以进退为意者，谁肯辱与往还？每唯此意，何时可忘？别来又复初夏，思企不可言，远想即日尊候佳胜。两辱手书，懒不即答，计已获罪左右。然惟故人能知其性气，盖懒作书者有素矣，中实无他也，更望宽之。知到官又复对换，想高怀处之，无适而不可。江令竟不肯少留健，决非庸人所及也。无由面言，万万以时自重。不宣。

吾族与萧氏世姻也，而未闻有所谓敦节堂者。因观彭道原此诗，问堂无恙，则化为荒烟野草久矣。曾不百年，而物之废兴如此，是可叹也。至于昭甫之名节，则千载凛然也，堂何与焉！嘉泰元祀六月庚子，诚斋野客杨某书。

道原，高安刘氏，讳恕。博极群书，以史学擅名一代。年四十有七，卒于元丰元年九月。其父涣，字凝之，葬道原于星子城西。以故司马文正温公《十国纪年》序为铭，纳诸圹中；其僚今翰林学士范淳夫为文，碣于墓次。此两公皆天下士，故道原虽不得志，而名誉尊显，诸儒纪焉。后十馀年，刘氏少长相继逝殁，惟道原一子羲仲在。论者归咎葬非其所，故羲仲以元祐八年十有一月，迁葬道原于江州德化县之龙泉，以《十国纪年》叙及墓碣义，论撰其遗事，乞铭于豫章黄庭坚。庭坚辞曰：「道原于天下，独以温公为知己。温公序道原学问行义，揭若日月，庭坚何以加焉」？羲仲三请曰：「迁奉不可以不书，因得以先人遗事为托」。终不得辞，则叙而铭之。道原天机迅疾，览天下记籍，文无美恶，过目成诵。书契以来，治乱成败，人材之贤不肖，天文地理，氏族之所自出，口谈手画，贯穿百家之记，皆可覆而不谬。初仕年十八，名重诸公间。负其才，不肯折节下人，面数人短长，不避豪贵。诸公皆籍其名，亦不好也。为吏发强，老奸宿负，必痛绳治之，一时号为能吏者，多自以为不及也。倦游十五年，温公修《资治通鉴》，奏以为属，乃迁著作佐郎。书未成，而道原下世。后七年，书奏御，论修书之功，有诏录其子羲仲为郊社斋郎，元祐七年刻《资治通鉴》板，书成，又诏书赐其家，诸儒以为宠。道原平生所著书五十四卷，皆有事实，不空言。道原与王荆公善而忤荆公，与陈鄘公善而忤鄘公，所争皆国家之大计与大臣之节，故仕不合，以滨于死而不悔。尝著书自讼曰：「平生有二十失：佻易卞急，遇事辄发。狷介刚直，忿不思难。泥古非今，不达时变。疑滞少断，劳而无功。高自标置，拟伦胜己。疾恶太甚，不恤怨怒。事上方简，御下苛察。直语自信，不远嫌疑。执守小节，坚确不移。求备于人，不恤咎怨。多言不中节，高谈无畔岸。臧否品藻，不掩人过恶。立事违众，好更革应事。不揣己度德，过望无纪。交浅而言深，戏谑不知止。任性不避祸，论议多讥刺。临事无机械，行己无规矩。人不忤己，而随众毁誉。事非祸患，而忧虞太过。以君子行义责望小人。非惟二十失，又有十八蔽：言大而智小，好谋而疏阔，剧谈而不辨，慎密而漏言，尚风义而龌龊，乐善而不能行，与人和而好异议，不畏强禦而无勇，不贪权利而好躁，俭啬而徒费，欲速而迟钝，闇识强料事非，法家而深刻，乐放纵而拘小礼，易乐而多忧，畏动而恶静，多思而处事乖忤，多疑而数为人所欺。事往未尝不悔，他日复然，自咎自笑，亦不自知其所以然也。观其言，自攻其短，不舍秋毫，可谓君子之学矣。以道原之博学强识，而其蔽犹若是，亦足以知学者之难也。夫学也陷而入于蔽，患自知不明也。自知明而不能改，病必有所在。故并著之，使后学者得监观焉。初，凝之忿世不容，弃官，老于庐山之下。至道原而节愈高，盖亦有激云。又自以源出歆、向，务追配前人，立名于后世，故傲睨万物，而潜心于翰墨。仕虽不逢，得其所愿矣。夫人蔡氏亦有贤行，生三男：羲仲、和叔、秤，材器皆过人。和叔以文鸣，而秤笃行，不幸相继死。羲仲沈于忧患，不倦学，犹能力其家。一女，嫁秀州司法参军孔百禄。道原才行之美，尚多可传，弗著，著其大者。铭曰：

贪夫所争，烈士所弃。显允刘君，去位遂志。其清近义，其勇近仁。其子守节，对于前人。刘子矫矫，执方恶圆。与世龃龉，曰吾道然。其在闺庭，悦亲以孝。举按抱衾，室家静好。上士勤道，百世之师。四海温公，俾民不迷。温公补衮，元元本本。刘子执简，匪躬蹇蹇。温公论政，以学为原。浚川积石，学深其源。温公忽忘，刘子典学。我为铭诗，式告后觉。

是非贤否，一世所同，既久则反。岂同时皆愚而后之人皆智？盖利害好恶出焉，则毁誉不得其正。以是而言，则前私而后公也。汉之人谓公孙丞相为贤，汲黯为戆，至于今则公孙谀而汲直也，其相反盖如此。庐山刘道原，豪杰名节之士，黯之流者。以义正利，以直正曲，危言特行，别析是非白黑，丝发不贷。如权衡量度，如水之鉴，如绳之度，既不可欺以私，又不得逃其目，虽一时贵权气炎势力排山倒海不置也。死生穷达，不到其心，故终其身亦不变。当道原之时，识与不识，相随诋之，如复仇施。其逝未几，而念慕叹咏，恨其生之晚也。更千百岁，日远一日，公则宜如何也耶！虽然，武帝奴视卫大将军、傲丞相而敬黯，淮南诸子其怨汉至不沐浴三十年，独畏黯不敢发，又为之寝谋。其君臣相谓丞相可说，大将军虽不可说盖可刺也，至黯复不敢刺，则其同时固有知之者矣。其所谓戆，以其不知利尔。利非黯所知也，丞相则知之矣，故可说而下也。道原遭时承平，故其效莫见。虽然，小人之为不善，盖有畏而不发者矣，其补于世岂小哉！绍圣四年春过巨野，佐有羲仲者，其子也。始拜其像而叹曰：晋人有云，「廉、蔺虽千载，凛有生气，曹、李虽在，已如九泉下人」。士虽后之，其何恨！为之赞曰：

孰屈不伸，有亡有存。有一其得，曷校后前！其刚斯何，宁折不靡。其直斯何，正人如己。贤则过之，张而不弛。维利不嗜，不侮不畏。貌不踰中，气盖一世。维死不忌，子立特起。黄、范、司马，既叙且铭，自足以达，况兹其人。千载之下，凛然其生。载之丹青，益永阙闻。

臣伏睹秘书少监刘攽等奏：故秘书丞刘恕同编修《资治通鉴》，功力最多。比及书成，编修属官皆蒙甄录，惟恕身亡，其家独未沾恩。门户单露，子孙并无人食禄，乞依黄鉴、梅尧臣例，官其一子。臣往岁初受敕编修《资治通鉴》，首先奏举恕同修。恕博闻强记，尤精史学，举世少及。臣修上件书，其讨论编次，多出于恕。至于十国五代之际，群雄竞逐，九土分裂，传记讹谬，简编缺落，岁月交互，事迹差舛，非恕精博，它人莫能整治。所以攽等以众共推先，以为功力最多。不幸早夭，不见书成。未死之前，未尝一日舍书不修。今书成奏御，臣等皆蒙天恩，褒赏甚厚，独恕一人不得沾预，降为编户，良可矜闵。欲乞如攽等所奏，用黄鉴、梅尧臣例，除一子官，使其平生苦心竭力，不为虚设。取进止。

光再拜。光少时惟得《高氏小史》读之，自宋讫隋正史并《南》、《北史》，或未尝得见，或读之不熟。今因修南北朝《通鉴》，方得细观。乃知李延寿之书，亦近世之佳史也。虽于禨祥诙嘲小事无所不载，然叙事简径，比于南北正史，无烦冗芜秽之辞。窃谓陈寿之后，惟延寿可以亚之也。渠亦当时见众人所作五代史，不快意，故别自私著此书也。但恨延寿不作志，使数代制度沿革，皆没不见。道原《五代长编》若不费功，计不日即成。若与将沈约、萧子显、魏收三《志》，依《隋志》篇目删次补葺，别为一书，与《南》、《北史》、《隋志》并行，则虽正史遗逸，不足患矣。不知道原肯有意否？其符瑞等皆无用，可删。《后魏·释老志》取其要用者，附于《崔浩传》后。《官氏志》中氏族附于《宗室》及代初《功臣传》后。如此，则《南》、《北史》更无遗事矣。今国家虽校定摹印正史，天下人家共能有几本？久远必不传于世。又校得绝不精，只如沈约《叙传》，差却数板亦不寤，其它可知也。以此欲告道原，存录其律历、礼乐、职官、地里、食货、刑法之大要耳。不知可否。如何如何？光再拜。

自少已来，略涉群史，窃见纪传之体，文字繁多。虽以衡门专学之士，往往读之不能周浃，况于帝王日有万几，必欲遍知前世得失，诚为未易。窃不自揆，常欲上自战国，下至五代，正史之外，旁采他书，凡关国家之盛衰，系生民之休戚，善可为法，恶可为戒，帝王所宜知者，略依《左氏春秋传》体为编年一书，名曰《通志》，其馀浮冗之文，悉删去不载，庶几听览不劳，而闻见甚博。私家区区，力不能辨，徒有其志而无成。顷臣曾以战国时八卷上进，幸蒙赐览。今所奉诏旨，未审令臣续成此书，或别有编集？若续此书，欲乞亦以《通志》为名。其书上下贯穿千馀载，固非愚臣所能独修。伏见翁源县令广南西路经略安抚司勾当公事刘恕、将作监主簿赵君锡，皆习史学，为众所推，欲望特差二人与臣同修，庶使早得成书，不至疏略。

皇祐初，光为贡院属官。时有诏，士能讲解经义者听别奏名，应诏者数十人。赵周翰为侍讲，知贡举，问以《春秋》、《礼记》大义。其中一人所对最精详，先具注疏，次引先儒异说，末以己意论而断之，凡二十问，所对皆然。主司惊异，擢为第一。及发糊名，乃进士刘恕，年十八矣。光以是慕重之，始与相识。道原乃其字也。道原是岁赋诗论策，亦入高等。殿试不中格，更下国子监试讲经，复第一，释褐钜鹿主簿、和川令。陆介夫为广西帅，奏掌机宜。前世史自太史公所记，下至周显德之末，简策极博，而于科举非所急，故近岁学者多不读，鲜有能道之者，独道原笃好之。为人强记，纪传之外，闾里所录，私记杂说，无所不览。坐听其谈，衮衮无穷，上下数千载间细大之事，如指掌，皆有稽据可考验，令人不觉心服。英宗皇帝雅好稽古，欲遍观前世行事得失，以为龟鉴。光承乏侍臣，尝从容奏旧史文繁，自布衣之士，鲜能该通，况天子一日万机，诚无暇周览。乞自战国以还，讫于显德，凡关国家之兴衰，系众庶之休戚，善可为法，恶可为戒者，诠次为编年一书，删其浮长之辞，庶于奏御差便。上甚喜，寻诏光编次《历代君臣事迹》，仍谓光曰：「卿自择馆阁英才共修之」。光对曰：「馆阁文学之士诚多，至于专精史学，臣未得而知者，唯和川令刘恕一人而已」。上曰：「善」。退即奏召之，与共修书，凡数年，史事之纷错难治者，则以诿之，光蒙成而已。今上即位，更命其书曰《资治通鉴》。王介甫与道原有旧，深爱其才。熙宁中，介甫参大政，欲引道原修三司条例。道原固辞以不习金谷之事，因言天子方属公以政事，宜恢张尧舜之道，以佐明主，不应以财用为先。介甫虽不能用，亦未之怒。道原每见之，辄尽诚规益。及吕献可得罪知邓州，道原往见介甫曰：「公所以致人言，盖亦有所未思」。因为条陈所更法令不合众心者，宜复其旧，则议论自息。介甫大怒，遂与之绝。未几，光出知永兴军，道原曰：「我以直道忤执政，今官长复去，我何以自安？且吾亲老，不可久留京师」。即奏乞监南康军酒，得之。光寻判西京留台，奏迁书局于洛阳。后数年，道原奏请身诣光议修书事，朝廷许之。道原水陆行数千里至洛阳，自言比气羸惫，必病且死，恐不复再见，留数月而归。未至家，遭母丧。俄得风疾，右手足偏废，伏枕再期，痛苦备至。每呻吟之隙，辄取书修之。病益笃，乃束书归之局中。以元丰元年九月戊戌终，官至秘书丞，年止四十七。嗟乎！以道原之耿介，其不容于人，龃龉以没固宜，天何为复病而夭之邪？此益使人痛惋惝恍，而不能忘者也。道原嗜学，方其读书，家人呼之食，至羹炙冷而不顾。夜则卧思古今，或不寐达旦。在和川，尝以公事适野，见刘聪太宰刘雄碑，知嘉平五年始改建元，正旧史之失。在洛阳，与光偕如万安山，道旁有碑，读之，乃五代列将，人所不称道者。道原即能言其行事始终，归验于旧史，信然。宋次道知亳州，家多书，道原枉道就借观之，次道日具酒馔为主人礼，道原曰：「此非吾所为来也，殊废吾事，愿悉撤去」。独闭閤昼夜读且抄，留旬日，尽其书而去，目为之翳。道原致疾，亦由学之苦邪。方介甫用事，呼吸成祸福，凡有施置，举天下莫能夺。高论之士，始异而终附之，面誉而背毁之，口是而心非之者，比肩是也。道原独奋厉不顾，直指其事，是曰是，非曰非。或面刺介甫，至变色如铁；或稠人广坐，介甫之人满侧，道原公议其得失，无所隐。恶之者侧目，爱之者寒心，至掩耳起避之，而道原曾不以为意。见质厚者，亲之如兄弟，奸谄者疾之如雠。用是困穷而终不悔，此诚人之所难也。昔申枨以多欲不得为刚，微生高以乞醯不得为直。如道原者，可以为刚直之士乎！道原家贫，至无以给旨甘，一毫不妄取于人。其自洛阳南归也，时已十月，无寒具，光以衣袜一二事及旧貂褥赆之，固辞，强与之，行及颍州，悉封而返之。于光而不受，于它人可知矣。尤不信浮屠说，以为必无是事，曰：「人如居逆旅，一物不可乏，去则尽弃之矣，岂得赍以自随哉」！可谓知之明而决之勇矣。道原好读书，志欲笼络宇宙而无所遗，不幸早夭。其成者，《十国纪年》四十二卷，包羲至周厉王《疑年谱》、共和至熙宁《年略谱》各一卷，《资治通鉴外纪》十卷，馀皆未成，其成者亦未以传人。曰：今柳芳《唐历》本皆不同，由芳书未成而传之故也。期于瞑目然后传。病亟犹汲汲，借人书以参校己之书，是正其失。气垂尽，乃口授其子羲仲为书，属光使撰埋铭及《十国纪年序》。且曰：「始欲诸国各作《百官》及《藩镇表》，未能就，幸于序中言之」。光不为人撰铭文已累年，所拒且数十家，非不知道原托我之厚，而不获承命，悲愧尤深。故序平生所知道原之美，附于其书以传来世。道原自言，其先万年人，六世祖度，唐末明经及第，为临川令，卒官，遇乱不能归，遂葬高安，因家焉。南唐以高安为筠州，今为筠州人。父涣，字凝之，进士及第，为颍上令。不能屈节事上官，年五十弃官，家庐山之阳，且三十年矣，人服其高，欧阳永叔作《庐山高》以美之。今为屯田员外郎致仕云。